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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讨论参见成协中：《保护规范理论适用批判论》，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

注释: [1]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政府工作规则》也普遍规定省、市、县政府部门实行首长负责制。由于行政机关党组成员一般都不是外行，所以行政机关党组行使否决性的决策权并不仅限于政治层面因素，党组成员们也应从业务角度集思广益，积极提出建议和意见，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效能。

[56]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367页。对此，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作了权威阐释：企业党委（党组）也要尊重其他治理主体，既维护董事会对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又保证党组织的意图在重大问题决策中得到体现。田兆阳：论行政首长负责制与权力制约机制，《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19-20页。这就清楚地表明，领导班子会议讨论决定的含义是会议讨论、首长决定，而非会议讨论、会议决定。其次，无论是国企党组，还是其他单位党组，党组决策重大事项所产生的都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都由党的领导法规来调整，是属于同一个部门党规（部门法）之内的规则类推。

[43]恩吉施也认为，寻求规范之间逻辑一致的体系解释很少能与目的解释分开。从现实国情来看，我国尤其需要加强对地方行政首长权力的制约。高校的自治事项不得干预国家行政职权范围中的事务，自主性校规也因此不得进入法规范管辖的领域。

这种情况下，行政诉讼针对该裁量权进行的司法审查，便不能如【例1】那样着眼于是否超越职权等实体性事由进行审查，即对行政权是否合法的实体性判断开始弱化。[11] 如吴建敏诉北京市朝阳区残疾人联合会要求报销培训学费案,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2卷） 第41号案例残疾人联合会为残疾人补贴培训学费的行为是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第5-10页。此文作为对指导案例38号的解读文献, 在2016年的时点仍然指出该案在1998年判决时所遇的判断困难。从案件所适用的《教育法》第21、22条和《学位条例》第8条所使用的国家实行……制度经国家批准或由国务院授权等条款语句的表述来确定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是属于大学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力。

[2] 有关田永案判决的主要研究成果, 参见陈越峰：《高校学位授予要件设定的司法审查标准及其意义》, 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释注 （11） 对程雁雷、沈岿、饶亚东、何海波、刘艺、湛中乐等者研究成果的整理。此一环节是诉讼的事项由诉讼程序规范进入实体规范领域。

对于这样的表述，其结论也同样能够理解为，设置的要件属于颁发学士学位证的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只是其内容可以以裁量的方式予以确定。此后，围绕高校法人制度的建设事项，我国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也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该案例汇编的第一卷书名为《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这种基于直接明示文意的形式主义的判断方法，在田永案判决之后，扩展为一般性的适用方式[10]。

这种自主权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应当受到司法的尊重。因此，本文将以重新解读这一标志性判例为出发点。但从其对案件所适用的相关法条的理解中，可以看出其着眼于相关条款所用的用语概念形式。高校的被诉行为因可以适用法规范授权条款而成为行政行为，作出该行政行为的高校便在相应领域成为行政主体。

从字面上看，无论是不相抵触还是不违背，要求的都是校规不得与法规范相矛盾，否则因法规范优位，校规的相应部分归于无效。田永案等判决将两者并列相处，构筑了二元规范结构论司法审查判断方式。

由于【例7】和【例8】内容较之同名【例1】和【例5】内容简洁，基本没有显示司法判断中的推论过程，难以如对其他判例那样明了地理解其中的逻辑框架，因此，在解读时必须与上述整个判例发展的过程结合在一起予以理解。在导致这一结果出现的司法运行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以下几个司法判断的环节： 第一，基于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必要性，适用《行政诉讼法》旧法的第25条或新法第2条第2款法规范授权条款，从而将相关行为纳入行政诉讼法管辖范围。

与此对应，将行政职权进行具体化而形成的校规，属于行政职权介入高校这种社会主体管理的具体化方式，其自然就有别于自主性校规。之后的判决显示，即使没有任何的文字规定，被诉行为也同样无争议地认为属于法规范授权的行政行为，从而将此扩张成为对高校进行行政诉讼可以当然运用的一般适用性方式。在最高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中，2014年的【例7】和【例8】无疑是取材于【例1】田永案和【例5】何小强案的共同母本裁判文书，但因对母本裁判文书剪裁的不同，在内容构成方面也显示出与这两个判决有所不同。此案判决非常值得关注。当然，这属于另外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法学话题了，本文对此不展开分析。在这一环节的判断方式方面，最初判决是通过法条中明示的文字表述方式来确定具体的行政主体，但是，在判例的作用之下，后续的判决未止步于这种形式性判断方法。

这里, 上位法的概念是在判决要旨部分明文提出的, 可理解为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对此判决内容在用语方面予以的归纳和提升。2.模糊的论证基础 在行政权与校规的关系方面，【例7】表述的理由也是极为简短： 高等学校依法具有相应的教育自主权，有权制定校纪、校规，并有权对在校学生进行教学管理和违纪处分，但是其制定的校纪、校规和据此进行的教学管理和违纪处分，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必须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尽管在[例2]中已经触及到了这个概念, 但因为该案中此概念是由上诉人在上诉书中提出 （行例1-5, 24） , 但判决内容本身并没有使用此概念, 所以可以说[例3]是首次明文提出此概念。二是在如何判断是否属于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方面，判决书没有直接设定一个一般性框架，而是直接进入了对案件事实本身的判断。

法院的判断思路如同【例3】武华玉案判决一样，是将此处的办学自主权设定在行政权的要件判断范围之内，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1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

进一步而言，在对校规定位方面，司法的基本立场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已经从由【例1】所确立的二元校规体系论走向了只有介入性校规的一元规范结构论。因这类校规并不在国家的行政权之内，因此，其自治领域中的管理权限不得抵触法规范的规定，即遵循法规范优位的原则。这样的论证框架依然可以在介入性校规之内，且其基础为一元校规体系论。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

由于其同属于高校诉讼的同类案件，所以可以将两个案件作为一个整体去分析其中蕴含着的最高法院的主张。关键词:  高校校规 高校诉讼 规范性文件 行政规定 引言 在行政诉讼中，高校成为被告已为常态。

而以武华玉案为代表的判决，将后者作为裁量范围置于前者之内，建立起一元规范结构论司法审查判断方式。故，在此层面上，判决的判断方法是寻找是否存在行政权被法律、法规授权于这些形式上的非行政机关（组织）。

有解释认为该条给付判决中已经纳入了原告的给付请求完全符合给付内容, 被告没有裁量余地的情况下法院可以明确在判决中规定给付内容的情况。除了【例6】中的开除学籍决定之外，在其他刊登司法案例之处，可以不断查阅到高校的其他行为也因同样的原理纳入行政权领域的判决，如取消研究生入学资格决定[23]、博士研究生录取行为[24]、撤销博士学位决定[25]以及不予颁发博士学位证书决定[26]等等，目前也归入了行政权的范围之内。

[27] 2.司法政策方向：与高校体制改革方向的矛盾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改革方向是逐步将高校从国家体系中分离，使之成为社会主体的过程。原《民办教育促进法》中有含义不很明确的合理回报规定, 此与法人属性定位相关。因此，最终该判例的作用是通过个案的判决，将作为法人的高校的相应部分制度，整体地被征收为行政权的一个部分。如果着眼于高校的内部关系看，高等学校与其学生的关系是属于法人的团体与其内部构成员之间的关系，而非行政机关依据行政权管理社会成员这种外部关系。

该法律对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进一步具体化。由此，从作为法人的高校中，不断能够分离属于行政权的部分。

【例7】和【例8】是最高法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九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4〕337号），于2014年12月25日发布，编号为38号和39号的指导性案例。只是该书观点参照德国法, 认为第73条规定的属于一般给付判决, 而第72条规定的履行判决属于课以义务判决。

[15]但是在判断校规的属性方面，则与【例1】出现了一定的微妙差异。（二）关键的变化：不违反法规范要求与一元规范结构论的走向 1.沿袭与差异的出现 【例2】褚玥案判决所采用的前提也同【例1】一样，依据《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认为通过法规范授权的方式，高校作出的授予学士学位证书的行为属于行政职权。